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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鲁的何鲁小传
⊙源自：高希尧
何鲁1894年诞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73年9月13日在北京病逝。中央大学、安徽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学出版社编辑。 1912年11月，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赴法留学的六十来位同学，告别了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祖国，踏上了寻求前途的征程。其中，有一位年方18岁的四川学生，他姓何名鲁，字奎垣，1894年出生在四川华蓥山北麓的广安县。父亲粗通文墨搜行，母亲是位贤惠的农家妇女。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对这个贫寒的农家却无幸福可言。为了节省灯油，每当夜幕降临全家便沉浸在黑暗之中。只有神龛上的油灯，发出惨淡的荧荧之火。这时未尝人生艰辛的孩子们正在夜色中追逐嬉戏。年幼好学的何鲁却已爬上供桌上摆的椅子，借着神龛前微弱的灯光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
1904年，10岁的何鲁投考初创的成都机器学堂。考试点名时漏掉了他的名字，何鲁挤出人群，当众质问为何点名无他。主考官见此少年器宇不凡，便问道：“能成篇乎？”何鲁答道：“请示以题！”接过试题略加思索，便提起笔来一气呵成。主考官见文，暗暗称奇，又问：“曾读何书？”“诗、书、《左传》……”“试为吾诵《左传》。”何鲁不慌不忙，朗朗背诵起“郑伯克段于鄢”。接着主考官又出对，曰：“童子鸿不因人热”，他用“梁鸿传”之典试探这位少年的涉猎广度和应变能力。何鲁立即对道：“学生鲁当以扬名。”主考官禁不住赞道：“此神童也。”何鲁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成都机器学堂。
三年后毕业时，何鲁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入南洋公学（上海、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后又转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就读。因参加学潮遭校方开除。
1912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人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他们希望青年人通过俭学努力掌握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归国后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办法，改良中国社会，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一国”，因此“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以留学法国为最宜。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对此亦极为支持。这一年春天，留法俭学会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创办了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校）。何鲁是该校第一批学生之一。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学生不但“专攻法文，乃欲养成勤俭之习惯，故校中同学皆轮班值日，自操工作，除疱人外，则无佣工”。自5月底开学，经过近半年的学习，首批留法学生便离开北京。何鲁和其妻弟朱广儒、朱广湘和朱广才同时成为我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
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位于索恩河与罗纳河的汇合处。欧洲著名古城之一。1896年里昂的法律、医药、理拦正工和文科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所综合大学——里昂大学。何鲁至法不久，便进入里昂大学学习。
中法两国中等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不同造成的数理基础方面的差距，加上语言上的障碍，使初到法国的何鲁和其他中国留学生遇到了重重困难。课堂上常常有中国和日本留学生因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而被“挂起”（站立）。为了促使中日留学生赶上功课，有一次春假时，相对论课程的教授要求他们不去春游，留下补习世衡哗功课。这件事深深刺伤了何鲁的自尊心，他决心要争这口气。整个春假期间，他拼命补法语，查资料，赶功课。春假过后，何鲁对教授在课堂上的提问对答如流，使教授暗暗吃惊，怀疑他过去是不是假装不懂。何鲁只好以实相告，教授知道其中原委后，改变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多次当众称赞这位中国留学生。
何鲁在法留学期间，学习刻苦，一丝不苟地演算每一道数学题。在何鲁的遗物中，有一本1915年在里昂大学的“微积分学理解”笔记本，共142页。从头至尾用整齐流利的法文抄写，一字未改，如刻似印。
何鲁在大学期间，用三年时间便完成规定的学分。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这对中国留学生来讲确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恰在这时祖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远在异国他乡的何鲁深受震撼。按捺不住自己的爱国激情，毅然决定放弃国外优裕的工作条件，返回灾难深重的祖国。踏进国门，面对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故土，何鲁思索着何以报效祖国。他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前往法国求学，学习理工的。但是通过对法国及欧洲列强文明的回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他感到人毕竟是第一位的，只有培养出众多的人才，才能挽救中华于水深火热之中。他选择了“教育救国”之路，走上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台，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教书生涯。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元旦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教育部令（第28号）宣布将学堂正式改为学校，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1912年在蔡元培主持下，北京政府又制定了《教育宗旨》、《学校系统》、《中学校令》、《大学令》等一系列法令，对旧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制度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改革方案。《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教育从学制入手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革。中国的资产阶级教育由仿效日本转向仿效美国。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中小学实行“六三三”制，大学修业年限为四至六年。大学采用选科制。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学校渐具规模，健全建置。不少大学相继创办了数学系，开始了我国近代高等数学的专业教育。191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算学系，1913年京都大学堂设立算学系，1919年南开大学筹建数学系，1921年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数学系开办。此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也陆续设立数学系。从20年代起我国开始能够自己培养高水平的数学人才。
何鲁正是在这一教育大变革时期踏上故土，走上教育战线，并为之奋斗终身的。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台上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南京高师是1915年在三江师范原址上成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初创时期，教育水平还很低。学生年龄相差悬殊，程度参差不齐，教学难度很大。血气方刚的何鲁，年轻气盛，急盼学生早成大器，便照搬法国的教授方式，严厉要求学生。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自尊心受挫，教学效果大受影响。一年后何鲁只好拂袖而去。离宁赴沪后，何鲁先后在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大同大学、中国公学等任教，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教育工作者。“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委派杨杏佛、何鲁等人接收国立东南大学。这所国立东南大学创建于1921年，1923年南京高师并入该校。1928年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该校数学系是我国高校较早设立的数学系之一。第一任系主任为熊庆来。何鲁到校后便接任中央大学数学系主任。经过熊庆来、何鲁的努力，中央大学数学系规模已堪称全国第一。当时共有5名教授（何鲁、段子燮、周君适等），副教授以下20余人。每班学生人数已超过10名（当时全国各大学数学系学生人数都很少，有的一个年级仅有两三名学生）。何鲁还亲自主讲微积分、高等代数以及预科数学基础课等。教学中何鲁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亦很重视数学系学生外语、物理等学科的学习。何鲁对中央大学数学系的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
1929年，四川军阀刘湘根据四川省善后会议议案，组建了重庆大学，校址在重庆南区菜园坝（后迁巴县沙坪坝）。大学由三院十系一科组成。刘湘自任校长。理学院院长一席虚悬无人，经人推荐刘湘便填写“委任状”和“训令”，委任何鲁为理学院院长，态度十分傲慢。何鲁接令后立即原件退回，并回函刘湘：“吝先生而不语，炫高官其何为？”（其意曰：你对我何鲁称一声先生都如此吝啬，只夸你官大么？！）后刘湘多方赔礼道歉，何鲁才于1932年离开安庆（当时何鲁任安徽大学校长）赴重庆，担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自此至新中国成立十余年间，除1937年应熊庆来之邀任云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约一年光景外，何鲁一直在重庆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曾担任重庆大学校长、部聘教授（国民党政府共聘任6位部聘教授）。
解放后，何鲁曾任西南行政公署文委主任。1956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北师大数学系任教。后又调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工作。“文革”中，和千百万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样，难逃厄运，惨遭迫害。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9岁。 1919年夏，何鲁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认为只有培养出众多人才，才能拯救中华。从25岁任南京高师教授起，到79岁过世，几十年来不少知名学者、专家都曾受业于他。如物理学家严济慈、物理学家吴有训、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化学家柳大纲、数学家吴文俊、吴新谋、数学教育家余介石以及北大哲学教授何兆清、四川大学中文教授林如稷、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伍承祖等。
何鲁初在南京高师任教，完全按照法国的教材讲授，能听懂的学生为数甚少，因而去听课的学生也就寥寥无几。可他发现有一个学生堂堂都到，专心听讲，还与教师讨论。他就是严济慈。发现人才，何鲁就把平生所学，倾力相授。若交谈学术为时已晚，便留其在家食宿。何鲁离开南京高师后，每逢暑假都邀请严济慈到其上海家中度假。严在何鲁指导下，很快就通晓了法文，阅读了不少何鲁珍藏的法文原版书籍，还演算了大量习题。有严师指导，加上天资和勤奋，严济慈学业水平远远超过了同学。严在大学学习期间就以善解难题而闻名于宁沪，连大学教授们也常拿校外送来求教的难题请严代为解答。1923年严济慈在何鲁指导和资助下赴法留学。果不负老师厚望，像老师一样，三年修完四年课程；1925年以优异成绩获巴黎大学数理硕士学位，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终于成为科学家。
何鲁不仅着力于现代数学的介绍、传播，对于我国中学数学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我国现代中小学校教育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起初大中学堂教科书多直接用外文教科书或外国教科书的中译本。20世纪初，我国上海等地的一些书局开始自编教科书。“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实行七年制，中学四年
国家一级书法家名单
国家以及书法家列举：张家振、胡隆基、马子明、孙斌、张振海
一、张家振
1、简介：
张家振，国家一级书法家， 1949年6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十岁开始练习书法，至今已有50余年。现为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书法家、中国书法研究院会员、 广东金融学院 特聘教授，曾两次赴海外办展。
2、作品介绍：
张家振，1949年6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仙桃市，十岁开始练习书法，至今已有50余年。现为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书法家、中国书法研究院会员、广东金融学院特聘教授，曾两次赴海外办展。
1986年开始，张家振的书法获奖几十次之多，如：
1990年作品在“安徽西湖颍州碑林海内外书画大赛”中获优秀奖，碑刻作品被收藏；
1993年作品入选参展首届中国书画博览会；
2000年作品在首届“ 敦煌 国际书画大展”中被敦煌美术馆收藏；
2007年10月作品在中国道教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道教书画艺术大赛”中荣获优秀奖，作品在全国道教圣地展示；
2010年6月作品在中国书画名家上海世博国际交流展荣获金奖；
2010年7月作品在东方之冠全国书画美术作品展荣获金奖并被组委会收藏等等；
张家振的家人也非常重视教育，想方设法把他送进当时仙桃市唯一一所高中就读，毕业后，张家振当过知青、也教过书，当过校长、25岁时，父亲去世，或许是曲折的经历，造就张家振的书法气势非凡，字字苍劲有力。
如何会对书法的痴迷，张家振认为，主要是小时候受到祖父的影响，祖父是一名医生，但是非常喜欢书法、绘画。在祖父的影响和熏陶下，幼年的张家振开始练习书法，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二、胡隆基
1、简介：
胡隆基，字治邦，号墨人居士，教授、中国著名一级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中华书法研究会研究员。
1961年毕业于 东北大学 ，出身书香门第，作品多次荣获国内国际金奖，作品和书籍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本人也被收入《世界名人大辞典》（中国部）和《名家辞海》。现任中华书法进修学院顾问、河南墨人书画院院长、教授。
2、作品介绍：
书法作品在“玉兔迎春 第二届全国诗书画印四绝大赛”中荣获“辛卯书法一等奖”，并获得“中国玉兔奖 书法类最佳创作奖”提名。书法作品获得“名家 名作”中国书画家优秀作品邀请赛金奖。
2001年中国书画名人名家金奖大赛中获金奖并荣获授予“ 画圣 ”、“书圣”艺术家称号；2001年中国书画艺术 华表奖 大赛一等奖，入编《百年中国书画名人录》。
三、马子明
1、简介：
马子明，男，1958年1月出生，大专文化，大同市工商行政辩腊管理局咨询中心主任；现任大同市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现代青年书画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 山西大同大学 书法专业兼职教授；国家一级书法家。
曾获1997年山西省中青年书法作品展优秀奖、2000年新世纪首届中国书画艺术精品大赛金奖、全国首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书法展二等奖、未名骏马闯艺坛全国书画大赛骏马金质奖等多项大奖；
书法作品分别被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环球诗书画学会、香港硬笔书法协会、比利时华夏书画研究院、菲律宾、台湾等世界书画家协会收藏。
2、作品介绍：
他的作品在整体风貌上有着独特的审美追求，将雄浑和灵动融为一体，劲隽求挺而不失之野，率直求秀又不失之媚。在熔铸古人取其精华之同时又不失地把握现代书风之脉搏。
因此，他的书法作品在参加各级各类大赛中，被分别刊入《魏都云冈中国书画大展赛精品集》、 《首届魏春孙碑书法集》、 《’98中国广州国际文化艺术博览．大典》等多部书刊杂志，在新世纪首届中国书画艺术精品大赛中荣获金奖并刊入 《精品集》 。
他撰写的书法论文分别发表于 《书法导报》 、 《中国书画报》 并散见于我省、市各类报刊杂志。其书法作品分别被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环球诗书画学会、香港硬笔书法协会、比利时华夏书画研究院、菲律宾世界书画家协会收藏。
四、孙斌
1、简介：
孙斌 1942年出生，男，字布衣，号轶仙居士，大学文化， 天津市蓟县 人。国家一级书法家、学者、中国和国际书画界名人，1997年被载入《国际名人录》、《世纪艺术家传略》、《世界华人艺术家名录》。
2、作品介绍：
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大展赛，多次获国际、国内金、银，铜等大奖，获“98世纪和平金奖”、“世界华人艺术家”称号、“98中国书画百杰”称号、“跨世纪中外书画艺术名人”和“海峡携森滑两岸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
作品收录在《世界书画家铭录》、《当代书画大词典》等三十余部词书。作品在加拿大、美国、韩国、香港、巴西、日本、新加坡等地均有收藏。
现任世界书画家协会会员、世界书画协会华北理事会理事（研究员）、艺术家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书画协会理事（研究员）年中外书画家联谊会名誉会长、吉林省文融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天津民族书画院理事、香港东方书画部理事、江苏老区书画协会理事、广西 南疆 书画理事、豫南画院名誉副院长、蓟县书画协会副主席。
五、张振海
1、简介：
张振海，生于1940年，笔名 关中 墨客，翰墨山庄主，祖籍陕西省西安市人。现为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陕西省老年书画学会理事、中国国家一级书法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安龙池书画院副院长。
2、作品介绍：
张老师出自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在先严指导下从遍临颜、柳、赵贴起步，后重点研习赵宋瘦金、 二王 和米芾，颇得要领、技艺精湛。
中年后偏钟于北魏诸贴之磅礴气势，逐选张黑女墓志入手，专心攻研力求惯通，达以融汇，1998年结业于中国书协培训中心专业高级班。
经多年探索，正、草、隶、篆皆得心应手，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神韵，尤其是以魏、受金二法见长，骨峻资端，墨婉锋张、疏密有致，布局严谨。
他的作品婉约处自然妖媚，着力处犹藏千台杜教部、 中国文联 组联部、香港 沙龙 艺术馆和各方人士收藏，远达日本、台湾及 东南亚 。
其传略已编入世界名录等十多部典集。曾先后三十次参加全国性书画大展，分别荣获金、银、铜及精品、优秀奖。
钱临照的人物生平
1906年8月28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力学家钱伟长、钱令希，经济学家钱俊瑞，国学大师钱穆都出自此乡。钱临照幼时与弟钱令希均在其父所办的小学校就读。受父亲的影响，钱临照从小就很好学。
1925～1929年，钱临照在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就读，从物理老师胡刚复、严济慈等人授课中得益最多。
图为严济慈和李石曾、钱临照在上海世界社门前合影。前排左三为严济慈，前排中，为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后排左一，为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现收藏于严济慈纪念馆。现收藏于严济慈纪念馆。
大学毕业后，钱临照在广东省兴宁县及上海市两地中学任教。一年后，有机会去沈阳，在东北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教课之余，在教授们的指导下，钱临照在一架小车床上自己动手，利用废旧材料和零件制成仪器，完成了当时被认为难度较大的密立根油滴实验和波长为2米的无线电波实验仪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师生被迫入关。正当钱临照彷徨之时，适逢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不久，虽然所里4名助理员编制已满，钱临照仍被严济慈所长额外录用，并在严济慈的指导下步入科研工作领域。三年内完成了两个课题：一是压力对照相乳胶的感光作用之研究，另一是水晶圆柱体在扭力下产生电荷及其电振荡的研究。建所初期，经费短缺，人手不足，又值国难当头仿桥改，广大爱国青年为抗日都有意学习一门有益于国防的技艺。针对当时简单的望远镜、显微镜亦全凭进口的困境，在严济慈的领导下，钱临照毅然选择了磨玻璃技术，试做简单的光学仪器。当时人人身兼数职，但上下一心，大家乐此不疲。 1934年夏，钱临照考取中英庚款第二届公费赴英国留学生。同届的26人中物理学工作者有钱临照、李国鼎和朱应诜3人。抵达英国后，钱临照进入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学习。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继续进行国内带去的“水晶圆柱体在扭力作用下产生电荷”的实验，获得的重要结论是：中空水晶圆柱体在扭力作用下产生体电荷。
接着，指导教授提出了一个流体力学的题目，此题已超出钱临照当时的知识范围。但他愿意多接触各种研究课题，所以立刻高兴地接受了。这是一个研究备判水槽中层流在横截面各点流速分布的题目。沟槽中层流横截面的流速分布是个早已解决的经典问题，但水注入后的流速分布却是个新的问题。钱临照查阅到1933年德国施列丁发表的论文，文中按照边界理论不计水流横向加速度，得出了以水注口为起点的水流的纵向和横向速度。钱临照所做的实验数据在雷诺数800以下与上述理论计算相吻合。于是他写下了《水注在水中的流速分布》的论文，并讨论消裂了水注的动量、水注的有效源头和水注的动能。他还对施列丁的理论提出了商榷。结束以上两项工作后，指导教授认为钱临照已具备自己选题的独立工作能力，便让他自行选题。
1934年秋，纯粹与应用物理学的国际会议在伦敦与剑桥两处召开。钱临照受这次会议讨论的影响，走上了从事晶体范性形变研究的道路。他选用低熔点的碱金属钠、钾为工作物以及熔点高达2630℃的钼单晶为样品。钼的工作有周如松参加合作。安德雷特教授根据他们的数据总结出一条经验规律：体心立方晶体的形变滑移面在工作温度与金属熔点的比值小于0．24时，滑移面为（112）面；在0．26至0．50之间时，滑移面为（110）面；大至0．8时，滑移面则为（123）面。这个规律亦适用于钨、β－黄铜等晶体中。这是当时对体心立方晶体滑移的变化规律的最完整总结。
钱临照在研究钠、钾、钼的范性形变工作中，还观察到晶体拉伸后劳埃斑改变为不连续的星芒，说明晶体在形变过程中分成取向略有差别的亚结构。
钱临照在英国留学三年，三易研究课题，发表5篇论文。1937年春，指导教授让他将水晶、流体力学、体心立方晶体的范性形变三项工作的结果汇总成论文进行答辩。时值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又受指导教授对一位印度学生不公正待遇的刺激，钱临照十分气愤，决意不拿殖民者国家的学位。他婉言拒绝了指导教授的好意，并写信给严济慈所长，表明自己获取祖国学位的心愿。可惜我国的学位制度直至80年代才建立起来，所以他始终未获学位。我国学位制度建立时，钱临照同时担任固体物理和自然科学史的博士生导师。
留英期间，钱临照未忘祖国抗日需要，挤时间学习应用光学，包括磨玻璃和设计镜头。每年暑假他都在伦敦一家著名的光学工厂里勤学苦练，并从工人师傅手中学会了该厂特创的技术，用格临特外曼干涉仪来修补光学部件中的缺陷。钱临照既努力学习和从事研究，又参加劳动，生活非常紧张。但他善于劳逸结合，如1990年钱临照给台湾李国鼎先生的信中所述：“忆卅年代，同游英伦，兄在剑桥，我在伦敦，每逢假日，必聚首共游。”所以他始终精力充沛。
1937年4月钱临照离开伦敦，踏上欧洲大陆。伦敦大学为表彰他，特授予他CareyFoster奖，除证书外，附书三册，内有牛顿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本，珍藏至今。 1937年7月，钱临照在柏林正准备继续进行晶体范性的研究工作，国内“七七”事变骤发，他即刻回国。时北平已陷敌手。他不顾艰险，奉命设法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许多箱仪器经海防运往昆明。
1938年夏，他到达迁至昆明北部黑龙潭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严济慈所长领导下，他和林友苞等人建立一小型光学车间，由外厂负责加工金属部件，制成数百台包括有油浸物镜的高倍显微镜和供测量用的水平仪，分送抗日后方教学、医学和工程建设单位使用。制作显微镜物镜时，急需能测定毫米量级或更小曲率半径的球径仪。钱临照当时利用一架普通的游动读数显微镜成功地设计出能满足这个要求的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光学仪器厂林立，钱临照这个测微球径仪的设计被广泛采用。
在艰辛的日子里，钱临照仍坚持“光谱精细结构”的基础研究工作。他使用格临－特外曼干涉仪，在45度半透明反射镜与全反射镜之前插入一枚三棱镜，当有两条相邻的谱线入射到干涉仪时，适当转动棱镜就可得到两组干涉条纹叠加而成的叠栅图形。他用汞灯与钠灯分别获得各自双线的干涉条纹，通过理论计算，求出双线波长各自倒数之差。两波长之差大，则用色散较小和折射角亦小的棱镜。反之，则用色散较大和折射角亦大的棱镜。这种使用格临－特外曼干涉仪分解谱线来研究光谱精细结构的做法，为当时首创。 1939年，在昆明中国物理学会学术报告会上，钱临照作了题为《晶体的范性与位错理论》的报告，他向与会者详细介绍1935年泰勒发表的位错论文。这是位错理论在中国的首次公开介绍。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临照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开始制作金属单晶体，还设计出一台高灵敏度的拉伸机（可测出10～5的应变量），供研究金属单晶微形变用。
1948年冬至1949年初，南京政府准备迁离大陆逃往台湾，当时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钱临照受命参与中央研究院的迁台活动。他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目睹南京政府内部腐败，醒悟到中国共产党有光明前途，毅然留在大陆。不久，他欣然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金属物理研究工作，在1956年完成锡单晶的微蠕变和铝单晶表面上刻痕所导致的滑移特征两项工作，并首次使用国内仅有的两台进口电子显微镜观察铝单晶的滑移带的精细结构。以上工作是与何寿安、刘民治合作进行的。同时，钱临照又跟苏联专家华西列夫和杨大宇合作，进行预形变后铝单晶范性的研究。
位错理论在本世纪30年代发源于英国，成熟于40年代末，至1956年英国剑桥大学赫什等发表两篇论文，展示电子显微镜中观察到的位错图像与1934年泰勒的理论模型一致，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而我国由于受苏联学术界的影响，位错理论一时无法推广。直至1959年，钱临照才开始在物理研究所内写讲义，讲授和讨论这个国际公认的学说。随后，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晶体缺陷和金属强度的讨论会。钱临照和杨顺华合写了10万字的《晶体中位错理论基础》文章赴会报告。钱临照还和几位同事一起介绍了《晶体中位错的观测》。这两篇文章被收入《晶体缺陷和金属强度》一书中。
1960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金属物理室调整到沈阳加入金属研究所，钱临照被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仍兼任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
70年代初，我国的硅单晶是在氢气中制备的，声称无位错，但将它制成半导体器件时易被击穿。1978年物理研究所崔树范发现含氢硅单晶经热处理后，它的X射线形貌照相中出现雪花形图像，求教于钱临照。钱临照认为，可能由于原来存在于晶体中的硅氢键经热处理而断裂，氢原子在硅中自由运动，积聚在一起形成空穴，热膨胀使空穴达到硅的临界切应力，于是晶体在6个滑移方向产生滑移。这个设想通过实验得到证实。接着，用红外吸收谱仪证明硅氢键的存在，从理论和实验上证明了含氢硅单晶不适宜做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基片。 钱临照年幼时深受史学家钱穆治历史、重考据的深刻影响，从小喜读文史书籍。抗日战争时期，钱临照在昆明黑龙潭寄居于史学研究所，每当物理研究所工作之余，得史学研究所所长徐炳昶允许，可随意翻阅藏书。他无意中得到《墨经》一书，见内有不少与现代科学知识相通的记载，尤其是关于几何学、物理学诸条。再读梁启超著《墨经校释》一书，得知对这些科学记载尚未给予完善解释。
在徐炳昶的鼓励下，他奋笔试写《释墨经中之光学、力学诸条》。此文校释《墨经》中的光学8条与力学5条，以揭示中国在先秦时代的科学知识。全文载于1940年的《李石曾先生六十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为弘扬祖国古代科技成就，《科学通报》和《物理通报》约请钱临照写白话文介绍《墨经》中有关物理学的内容。从此，国内研究《墨经》的文章不断发表。
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来华，由缅甸入昆明，在黑龙潭与钱临照相见。李约瑟博士有志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两人相谈甚欢。当钱临照告以《墨经》中有科学技术资料时，李约瑟博士惊叹不止，两人遂成文字之交。钱临照十分尊重李约瑟博士，1990年底，年过80岁的钱临照还专程赴上海主持《弘扬中华优秀科学文化暨庆贺李约瑟博士九十寿辰》的学术报告会。
70年代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天体物理研究组，钱临照自告奋勇为该组编写的《西方宇宙理论评述》一书写下第一章“西方历史上的宇宙理论评述”。他花费3个多月的时间，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共写出4万余字的稿件。文中介绍了19世纪以前西方的一些宇宙理论，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到西方中世纪黑暗时期，而后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哥白尼再到牛顿、康德直至19世纪赫歇耳父子，的工作，对前后2500年历史的西方宇宙理论发展概况作出评述。由此，他回顾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感到它富有东方色彩，自成体系，与西方迥然不同。
钱临照在读了张华的《博物志》中有“地有四游”之说后，发现我国在东汉时期已有地动学说。书中又说“如人坐舟中，舟行而不自觉”，钱临照认为这不仅表达了地球在运行，而且用现代物理学术语来讲，可引申出物体在惯性系统中运动的特征。张华所引的是后汉的《尚书纬·考灵曜》，所以我国的地动之说应早于哥白尼、伽利略约1500年。钱临照以此意告知同事，即被同事写入书中和在国外登台报告，深受同行们的重视。戴念祖对《尚书纬·考灵曜》作了详尽考证后，以钱临照、戴念祖两人署名，将上述见解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中。 钱临照早在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时起就一直给物理系的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学。那时，在郭沫若校长的领导下，严济慈、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等众多科学家纷纷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登台讲课。钱临照面对一二百学生讲授大课，声音洪亮，思路清晰，引人入胜。
1970年，钱临照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北京迁到合肥，自此他一直安心在合肥工作。
1972年，学校复课，时年66岁的钱临照重登讲台，热情为学生传授物理知识。在他的带动下，教师们积极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1978年，重建物理教研室。钱临照亲自主持制定全校的物理教学计划，精心挑选教学与科研水平高的教师主讲基础物理课；定期举办学术报告会，还特邀校外科学家来校作专题报告，活跃校内的学术空气；规划实验室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新意的物理实验，并极其认真地对开设的物理实验逐个进行审定。钱临照还带领师生在短期内创建了固体微结构研究室、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和高压实验室等。他还全力支持创建结构成分分析中心实验室，此室于1985年又发展为结构分析研究开放实验室。
钱临照备课一贯精益求精，除认真写讲稿外，还进行面壁试讲，授课力求直观具体。他认为，物理学是实验科学，必须培养学生具备由浅入深、由此及彼、从现象到本质的洞察能力。例如，他在讲解迈克尔孙干涉仪时，先向学生介绍分光板的制作和使用，然后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再从中引出结论。
他特别强调物理演示实验的合理使用，在他的关心下，很快就形成具备300余个物理演示实验的物理实验表演室，大大增强了课堂教学的效果。钱临照曾在课堂上讲授转动惯量时，亲自坐上旋转凳作演示，大教室里顿时活跃起来，给听课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钱临照要求尽量为学生创造手脑并用的实验条件，反对让学生做扳旋钮、按开关的实验。他要求物理实验课教师尽量以简单的仪器设备，使学生通过简便的操作方法，求得清晰而准确的物理图像。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光学实验教师曾排出一系列光学实验，特设光学开放实验室，让学生们亲自动手。
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招收首届少年大学生。钱临照热情支持，和少年大学生畅谈思想，一起讨论科学知识，启发少年大学生健康成长。钱临照还亲自担任过少年班研究组组长。
钱临照很重视对年轻学者们进行科学道德的教育，要求他们立足祖国，放眼世界。为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钱临照一贯重视学习外语。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动约请一些年轻教师定时到他家里，热情地给他们讲授英语。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钱临照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他还耐心地对身边的年轻教师进行外语辅导。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钱临照就积极组织大家开展刊译国外最新文献的活动，使参加者在外语及专业水平上都有提高。对出国的师生，钱临照与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及时向他们介绍国内形势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新貌，并盖上“月是故乡明”的印章赠与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学成回来报效祖国。钱临照还为他们尽早回校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子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成员认为，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无不渗透着钱临照的心血。
钱临照后半生的生活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呼吸共命运，为它的健康成长呕心沥血，做出了贡献。钱老在世时，每从外地出差返回校园，总是十分高兴地对身边人说：“到家了。”他生前的一个心愿就是“故于科大校园”。
1999年，他93岁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当时，他在省立医院，得知病情不可逆转后，便毅然提出“回家”的请求。当得知自己的病情已不适合在家里护理治疗的时候，又坚决表示，就算回到科大校医院也是“回家”。7月26日上午9：40分，在科大校医院三层东南角的一间特护病房里，钱老的心脏平缓地停止了跳动。
钱临照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怀感情。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安放着周恩来总理的画像，时以周恩来总理为人民终身鞠躬尽瘁与师生们共勉。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震悼，当钱临照得知“四人帮”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时，乃冲破阻力，不顾个人安危，直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生自发组织的追悼大会，毅然登台发表悼词，追思周恩来总理对知识分子的爱护与关怀，对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期望，还以万分崇敬的心情追述周恩来总理毕生公而忘私的美德。言辞恳切，听者动容。
钱临照一生致力于物理学事业的发展。自1943年起的40年里，历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物理学报》编委、副主编、主编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1980年至1984年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首任理事长，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结构分析研究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他曾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0年，钱临照以74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谈祥柏的人物访谈
谈祥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从事数学科普工作半个世纪。他与张景中院士、李毓佩教授一起，被人称为“中国数学科普的三架马车”空冲祥。谈先生具有扎实的古文功底与渊博的文史知识，并通晓英、日、德、法等多种语言，其科普作品题材广泛，妙趣横生，深受少年儿童读 者的喜爱。日前，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他撰著的“趣味数学专辑”共3册，为其科普文章的精选。值此之际，我们采访了这位成绩卓著的科普作家，请他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及心得。
问：您从事科普创作已历半个世纪，仅著作就有50本，可谓著作等身。回顾您的创作生涯，您认为自己如此高产并受到读者喜爱的秘诀是什么？
谈：创作与一生的爱好是分不开的。做学问最要紧的是对本学科的热爱，其中并没有多少钱可以赚，出书也不是为了扬名。我翻译了Pickover的一本数学科普书，很感动，书中提及著名数学家Erdos的成果之多，仅次于欧拉，而他去世时只有4万美金，国外这种不在乎钱的学者很不少。所以，最要紧的是热爱。对我来说，搞数学就像喝老酒。我以前住在老家新闸路时每周有两夜熬通宵，是由于身不由己地一头钻进了数学研究中去。百万富翁写不出文章。曹雪芹若是一生功名利禄，而非穷困潦倒的话，是写不出《红楼梦》的。
问：一般说来，科学类著作总斗搏不能像文史类著作能吸引那么多人。《本草纲目》《红楼梦》同为名著，读者队伍要相差多少！有的科普作品不结合文史，干巴巴的；有的是结合文史的，但又显得牵强，请问您为何能将数学与文史结合得如此之好？您良好的外文功底对您的科普创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谈：文史为何能吸引人？因为文史中有故事，有情节，就是人家通常说的“有血有肉”。但这并不是说科普一定要与文史结合。
当然，我还是认为，科普作家要有文史的根底就更好。数学和文学实质相通。我们把数学看作科学，学问的本体与自然的知识应该浑然一体，否则就像印度寓言中的瞎子，有的摸到大象的肚子，说大象像一堵墙，有的摸到大象的尾巴，说大象像一根绳子。不能片面地理解知识，世界的知识应该融为一体；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应是该一体的。现在学科分类都很细，我们不可能全部掌握，但还是能看出数学与文学的许多相通之处，像文学中的对联和射影几何的对偶原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特别欣赏的是E.T.Bell的名著《数学精英》，我年轻的时候抄过，至今还能记住其中的细节。该书讲述了数学家的许多奇闻轶事，但也并不回避公式与理论，既有可读性也有深度。中国的科普元老贾祖璋先生有一本传世之作《鸟与文学》，若没有文学功底也是写不出来的。
我的特色是一方面密切注意数学的发展新成果，另一方面结合文史，但从不生搬硬拉。我特别想说说赵元任。赵先生本人学的是数学，又是语言大师，还是音乐与文史的专家，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大学者。当时胡敦复是大同大学校长，同赵先生过往甚密。一方面通过胡先生，又因为我母亲也是常州人，通过上代亲友我知道了赵先生的很多事，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首歌，曲是赵先生作的，词是刘半农作的，其中有一句是“教我如何不想他”，我就联想到下面的算式：
他
想他
不想他
何不想他
如何不想他
我如何不想他
──────────—
+教我如何不想他
？？？？？？？
（这个算式究竟有解？无解？唯一解还是多重解？就成了一道非常有趣的开放题。）
另一位是著名天文学家戴文赛先生，戴先生不仅学问好，科普也好，他的科普书一出来就卖完了。
我时常揣摩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比如与三角测量有关的一段，一般读者只看到恐怖之处，而忽略了其数学内判世涵；又如《恐怖谷密码》这个故事，侦探与密码的关系十分密切。日本的一松信教授写过好多篇讲密码的文章，其中既有数学，又有文史。我也注意学习前人的榜样，比如洛伊德的文风幽默、又善于与漫画结合的特点。马丁·加德纳更是一个典范，他的作品中数学与文史结合得极好，其人甚至是一位魔术大师。我曾经把日文译本（一松信翻译）的加德纳的《不可思议的矩阵博士》翻译成中文。
我学了好几门外文（记忆好嘛）。这可以让我接触很多第一手资料。英语和日语称得上是通晓，阅读很广，知识面得到很大的开拓。法、德、俄三种语言则仅限于数理化内容。学习法语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的数学特好。我对法国的大数学家庞加莱、伽罗瓦深为钦佩。庞加莱不仅科学思想非常深刻，而且文史的修养也极好。他的几本非专业的小册子很受欢迎。所以他不仅是科学院院士，也是文学院的院士。伽罗瓦少年天才，他为情所困的部分经历与我相似。
问：您的作品引人入胜，行文充满幽默感，似乎您一直是一位快快乐乐的人，但与您熟识的人都知道您的经历颇为坎坷？
谈：解放前我曾在大同大学数学系读书。同现在相比，学费不高，前三名还免费。我的成绩比较好，所以也没付多少学杂费。我对生活享受看得比较淡，一贯地、长期不懈地保持了对数学的爱好。
建国初期，我在税务局工作，同数学无甚关系，我也不大喜欢。但当时不像现在可以“跳槽”，直到1953年从税务局调到上海财经学院当数学老师兼教化学。后来又辗转调到二军大。从1955年至今，差不多有50年了。后来财经学院恢复了，郭院长三番五次希望我回去，但我最终还是没能重返原校。
我在军医大学药学院任教，一直承担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微分方程、概率统计以及运筹学的教学任务。我本人喜欢研究微分方程的奇异解、广义逆矩阵、组合数学、自守函数、有限群论等纯数学。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也写过应用数学（特别是线性规划与对策论）方面的论文和书籍。
我读中学时（1946年左右）开始发表文章，从1955年起开始出书。至今以我为第一作者（或第一译者）的著作约有50本，文章超过3000篇。我的科普文章不限于数学，还包括天文、医药、文史和侦探推理。我是个天文爱好者，天上有很多星星我都能辨认，《十万个为什么·天文》中也有我写的文章。退休后，我仍然忙忙碌碌，自得其乐。对收藏也很感兴趣，比如中国古代的书法与印章，但经过文革与搬家，基本上已丢失殆尽。
另一个原因就是年轻时期因几次失恋而造成的莫大痛苦。我的记忆特别好，为冲淡痛苦的记忆而投身数学，有点像移情作用，似合乎弗洛伊德理论，我家里有很多弗氏的著作。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如果当年恋爱顺利的话，很可能将数学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问：这次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您的三本书，请您说说这三本书的内容与特色，比起您以前出的书，有什么不同之处？它们是不是您的“封顶”作品？
谈：先从书名上来谈吧，其中《数学营养菜》是有来历的，即我很欣赏的日本著名数学教育家松冈元久的观点，学习数学要具备三个养──“素养”、“教养”、“营养”。
教养，就是我们通常受到的正规教育，这一点我们做得不错；素养就是各种能力的培养，也可理解为所谓的素质教育，这就有差距了。数学素养涉及证明与解题的方法。中国的奥数在国际上响当当，应该说对数学素养的培养很有好处，可惜许多奥数选手只是拿这个成绩当作升学的敲门砖，一进高校就抛弃了，没有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素养。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就有外国数学家批评我们这种功利态度。只有极少数人坚持钻研，我的一个好朋友陆家羲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中学物理老师，但常年坚持不懈地钻研组合数学的世界级难题，稿子最后投到美国。最终国外十分赞赏他。可惜他由于长期生活条件差，加上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至于营养，就是各种各样有趣的数学名题、游戏和故事等等，其内容包罗万象，很难一一列举。
三本书从内容上说有一个分工，《故事中的数学》涉及的是一些中国古典成语、小说故事之类，与语文挂上了钩，富有趣味性、文艺性。我借鉴了国外一些好书的创作手法，比如《假日中的数学》，也有卡洛尔的名著《爱丽丝漫游奇境》；但在内容的选择上，我多用中国特色的东西，如从四大名著中取材，情节上也有些改编，读起来比较轻松。每篇文章一般都是先引进故事，再联系到数学。
《登上智力快车》中的文章，有点像《科学画报》中的“动脑筋”栏目。有个著名的门萨俱乐部，专门出一些怪异的题目，不好归类；我的题目也不好归类，但与“脑筋急转弯”又不同，与奥数不同，与现今提倡的开放性题目也不同，是自有风格，但并非瞎编乱造，而是保持了数学味较浓的特点。
《数学营养菜》的面比较广，初等数学中的许多名题，代数、几何样样有。可以广开思路，好比各帮名菜。国外每年也出不少趣味数学的书，尤其是加德纳在《科学美国人》上连续写了24年（1956—1980），每篇文章五六千字，集起来真是很可观了。
这三本书是我文章的精选，但不是“封顶”之作，主要原因还在于全书篇幅较小。
同我以往的书相比，这三本书的特点在于：角度比较广，与文艺结合得比较好，我比较注意尊重史实，不乱编。有的科普作者尽用米老鼠、唐老鸭等外国故事，也有编得离了谱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文风变化多。对于我的作品，不少中小学教师和青少年朋友都很喜欢。
我是一个喜欢非传统思想的人，受“扬州八怪”之类的影响甚深。我把数学看成是与文学、音乐一样的东西。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数学本身无功利可言，但“无用”乃有“大用”，这也毋需多言。
2007年3月，谈祥柏教授在《趣味数学丛书》中又发表了他的新作：《好玩的数学》
我们期待他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胡明复的数学故事有什么
胡明复
1909年，家人一致鼓励正在上海震旦学院物理系读书的胡刚复参加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生考试。胡明复在1910年与胡适等人一同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届留美生。
1910年秋天，胡明复从上海乘船赴美，入康乃尔大学文理学院学习，与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赵元任为同班同学。他们两人时常切磋学业，相互鼓励，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1912年胡适也由该校农学院转到文理学院，与他们同班学习，三人成绩皆佳。1913年，为了表彰这三位中国留学生，他们同时被推荐为负有盛名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1914年临近大学毕业时，胡明复、赵元任又被推举为同负盛名的美国科学学术联谊会会员，为中国留学生争得了殊荣。1914年夏，胡明复毕业于康乃尔大学，获文理学士学位。毕业前后，他与部分中国留美学生筹备创立科学社和《科学》杂志。
1914年秋天，胡明复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数学。师从当时数学家、1908—1910年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的M。博歇（Bocher）教授以及W。F。奥斯古德（Osgood）教授，从事积分方程论的研究。1917年完成博士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
1917年9月，胡明复离美回国。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胡明复已十分熟悉，他收到不少大学的聘书，其中以北京大学最为诚恳，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在美国时，他就立志要将其兄胡敦复主持的上海大同大学办成一所高水平的学府，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1918年起他创办并多年主持大同大学数学系。他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善于用生动的语言讲述深奥难懂的概念和问题。胡明复认为，大学生不能光啃书本，还必须瞎好学会独立思考和研究。他一到校就倡议成立了“大同大学数理研究会”，它成为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阵地，他在研究会作的《误差论》等讲演，深受学生们欢迎。
当时，由于胡敦复在上海的时间很少，因此学校的教务、人事等日常工作就落到了胡明复肩上。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管理好大学，他从家里搬出来独住。当时学校的基本建设任务相当繁重，磨做铅他亲自设计校舍。座落在上海新闸路西康路口大同大学旧址的校舍，就是他绘图设计的。胡明复还亲临施工现场指挥，显示了杰出的管理才干。与当时所有中国人自己办的胡埋大学一样，大同大学的经费一向十分困
胡明复
难。胡明复学过商业，又善财务管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私蓄尽数垫入，以济校困，被后人称颂为“毁家兴学，劳怨不辞”。
在执教大同大学的同时，他还兼任国立东南大学、南洋大学等校的教授。
1927年初，北伐军抵上海后，胡明复被推举为上海政治分会教育委员会第一任教育委员，为上海教育事业多方谋划。1927年6月12日，他在无锡溺水身亡，时年仅36岁。
主要成就编辑
中国第一位现代数学博士
在哈佛大学研究院，胡明复确定以积分方程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积分方程在当时属于较新的数学研究领域。他的导师博歇尔对积分方程也很感兴趣并做过研究。不过，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他较多地得益于G.D.伯克霍夫（Birkhoff）和W.A.霍尔维茨（Hurwitz）。胡明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积分—微分方程》，内容包括：（1）引言和记号；（2）积分－微分方程式；（3）边值问题；（4）积分－线性无关性；（5）共轭积分—微分表达式；（6）格林（Green）定理的修正形式；（7）共轭系统；（8）自共轭边界条件；（9）格林函数。
这篇博士论文，是V.沃尔泰拉（Vo1terra）等人早期工作的推广与深化。他将当时数学家广为关注的第一类、第二类积分方程推广到含有微分的形式。然后，利用伯克霍夫建立的积分变换公式，将积分－微分方程转变为第二类积分方程。在给定的边界条件下，他把沃尔泰拉尚不大用的，希尔伯特积极倡导的“极限过程”方法的应用范围扩充了，由此得到了所研究的积分－微分方程的解存在和唯一的充分必要条件，并得到了在边界条件下方程及其解的性质。该论文还利用“极限方法”和谱理论，讨论了共轭和自共轭性质，格林函数的性质等。
论文答辩通过后，胡明复向美国数学会提交了这篇博士论文。当时主持美国数学会工作的伯克霍夫、E。H。穆尔（Moore）教授对他的工作十分赏识。1918年10月，享有很高声誉的学术刊物《美国数学会会刊》（第19卷第4期）发表了这篇论文。
胡明复的博士论文在中国现代数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47年李仲衍在《三十年来中国的算学》一文中指出，胡明复的博士论文“是中国人在美国发表最早的算学论文”。亲身经历并熟悉20世纪早期中国数学发展情况的陈省身教授，在谈到1927年左右中国数学界的状况时指出：“中国人以数学为主在国外得博士学位的只有胡明复、姜立夫二先生（均在哈佛）。明复先生对组织中国科学社及编印《科学》杂志功劳甚大。可惜他回国不久就去世了，对于发展中国数学，不能有更大的贡献。他的论文和俞大维先生关于数理逻辑的论文，似是中国人在国外主要数学杂志上最早发表的文章。”
1928年，《科学》杂志纪念胡明复逝世一周年专刊（第13卷第6期），大同大学数理研究会编辑的纪念册《明复》，都全文转载了他的这篇博士论文（英文），胡明复的学生严济慈还专门为《科学》杂志撰写了《胡明复博士论文的分析》一文。[1]
参与创建科学社与《科学》
胡明复怀有强烈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他曾于1912年11月在康乃尔大学
胡明复 (2张)
与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做过有关租税制度的研究。1914年6月10日，同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周仁、秉志、杨杏佛等人在一起决定组织科学社，暂时采取一种公司形式，入社须交股金五美元，作为刊行杂志的资本。胡明复与任鸿隽、杨杏佛三人被众人委托起草招股章程。他们拟定的章程如下：“科学社招股章程：（1）定名本社定名为科学社（‘Science’Society）。（2）宗旨本社发起‘科学’（Science）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1914年暑假，胡明复与任鸿隽、赵元任等夜以继日地为《科学》撰写稿件。胡明复在暑假期间为前3期《科学》杂志撰写了10篇文章，内容涉及许多学科，如《万有引力之定律》、《算学于科学中之地位》、《近世科学的宇宙观》、《近世纯粹几何学》、《用合金取轻（氢）气法》、《雪花以上之显花植物》、《脑威（挪威）之地震》等。胡明复还负责审稿、统一格式、修改标点符号等繁重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会计，管理财务。不到几个月，科学社成员就增至70余人，股金达500美元，杂志的稿件已备齐了3期，只待发排。1915年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综合性现代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终于与国人见面。该杂志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符号，并以全世界通行的从左到右的横排方式印刷，题材广泛，形式活泼，令人耳目一新，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学杂志。
1915年春天，科学社董事会指定胡明复与任鸿隽、邹秉文3人草拟新社章。10月25日，他们拟定的新社章获通过，科学社遂改为“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的宗旨是联络，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胡明复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并兼任会计（会计工作他一直兼任至1925年）。
1918年，中国科学社由美国迁回祖国，胡明复继续为中国科学社服务。胡明复认为，他们这一代生长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为使中国富强，必须甘当为中国科学开路的“小工”。
传播科学
胡明复除了尽心服务于中国科学社，在《科学》杂志上撰写学术论文，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外，他还为科学的传播做出了许多贡献。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聘请胡明复兼任数学函授社主任。胡明复联络南京、上海的一批数学教师，与商务印书馆几位编辑一道，主持编写了一批普及性的数学书籍。他还曾翻译并出版了《科学大纲》等普及性科学书籍，编写过微积分、高等分析等方面的教材。
1918年7月，鉴于若干年来从西方传入的科学名词、术语的翻译十分混乱，学术界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受中国科学社的委托，胡明复与姜立夫一起负责拟定数学名词（当时称算学名词）。为做好这项工作，胡明复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如确定数学名词的标准，“中国旧名及日本名词之勉强可用者，一概仍旧，其有名义不切或与统系上有窒碍者，酌改”，“算学名词，拟另编中西文字典及索引”，以及如何做到准确地翻译名词等。他与姜立夫、何鲁、胡敦复、吴在渊等人一起，审定了初等几何学、平面三角、解析几何学、空间几何、射影几何、代数学、微积分、函数论等数学分支的名词。1938年出版的《算学名词汇编》序中写道：“本篇既脱稿，以胡君明复姜君立夫对于算学名词风着精勤，惜胡君早逝，未获观成。”姜立夫先生，以及后来主持数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江泽涵先生，都多次提到胡明复在数学名词方面的工作，赞誉有加。
胡明复
胡明复曾就如何发展科学，并对科学本身进行过思考，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涉及科技政策和科学哲学问题。1915年，胡明复写了《论近年派送留学政策——为一般国民与有志留学者告》一文，仔细研究了自1909年以来利用庚子赔款选派留学生的情况，认为仅靠清华学校并非良策，应在中国范围内选拔留学生，而且每个人留学年限的长短，学校及专业的选择，不应在出国之前就确定，而应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而定。他还从中日两国的留学政策分析两国之兴衰，提出应从国家前途命运角度制定留学政策。
1916年胡明复发表《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与精神之大概及其实质》，认为科学方法是科学的本质，“且夫科学何以异于他学乎？……即在科学之方法”，“科学方法之唯一精神，曰‘求真’”，“此种精神，直接影响于人类之思想者，曰非除迷信与妄从”，并认为中国需要的就是这种科学精神。对于科学救国问题，他阐述了科学求真的精神与实用的关系，并利用科学史事实，批驳了急功近利发展科学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他还介绍了H.庞加莱（Poincaré）的科学美学思想，E.马赫（Mach）的思维经济原则。
在《科学方法论二——科学之律例》中，胡明复对当时在西方尚不大引人注目的科学哲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科学律例（理论），其即自然之真理乎？盖大有研究之地。”他得到的结论是，科学理论只具有或然性，乃是统计规律：“夫科学律例，无非为过去事实之通理。其能基过去以预测未来者，纯为假设之理，唯据过去之经验，则机数甚大，为可恃耳。夫所贵乎科学之律例者，即此机之所恃也。”后来，他在其论文《几率论》、《误差论》中也指出：“科学律例……以应用于未来者，属于几率之范围。”
出版著作编辑
1 Minfu Tan Hu． Linear Integro－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a BoundaryCondi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Vo1．XIX， No． 4， October，1918．
2 胡明复．万有引力定律．科学，1915，1（1）：32—42．
3 胡明复．算学于科学中之地位．科学，1915，1（2）：135—138．
4 胡明复．近世科学和宇宙观．科学，1915，1（3）：255261．
5 胡明复．近世纯粹几何学．科学，1915，1（3）：262274；1（5）：513－525．
6 胡明复．教育之性质与本旨．科学，1915，1（6）：611－626．
7 胡明复．伦得根射线与结晶体之构造．科学，1915，1（8）：837—853．
8 胡明复．论近年派送留学政策．科学，1915，1（9）：965－977．
9 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科学，1916，2（7）：719—727．
10 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二．科学，1916，2（9）：957－963．
11 胡明复．磁学上最近之学说．科学，1916，2（10）：1096－1105；2（12）：1297－1311．
12 胡明复．几率论．科学，1917，3（3）：26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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