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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的大学专业 邱震海的荣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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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乔冠华:前中国外交部部长。1935年乔冠华赴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博大精深,晦涩艰深,能取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 张枣:著名诗人,学者和诗歌翻译家,曾在图宾根大学汉学系任教 贝时璋: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1928年3月在图宾根大学毕业,并取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他在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曾是在世的图宾根大学年纪最长的博士。 邱震海:著名时政评论员和学者,中国转型和战略问题专家,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会员,凤凰卫视《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主持人。 陈晓春: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图宾根大学博士,上海市翻译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德语学科组委员,上海市紧缺人才“小语种(非英语语种)”培训工程德语专家,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理事。 杨煦生: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宗教与普世伦理中心主任 郑永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壳幔物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岩石圈计划陆壳超深俯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曾在图宾根大学矿物岩石地球化学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 李洁: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曾在美国,德国多所大学任教,2000年取得德国萨尔州教授资格,现任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负责对外事务 顾正祥:图宾根大学博士,著名德籍华裔学者、德国文学翻译家、德国总统铁十字勋章获得者 张玉书: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图宾根大学名誉博士

中国全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德语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茨威格学会理事、德国-东亚科学论坛理事、德文版中国日尔曼学年刊《文学之路》 (Literaturstrasse) 中方主编 张汝伦:198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赴德深造,在图宾根大学从事博士研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邱震海的荣誉成就

学术研究
虽然语言学与他从事的时事评论似乎毫无关系,但“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却对时事分析有很大帮助”,邱震海说,研究词法和语意就要像切西瓜一样把一个很大的东西切成一片一片,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是德国人善用的方式,尽管读书的时候不甚喜欢,但后来发现,研究问题的很多方法,正是运用了当年学习专业时掌握的技巧。 1990年,邱震海留学德国,也更加紧密地了解到德国人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运用这种方式看问题,就
如同透视一样,会把一个事物的每一个部分看得清清楚楚”。
由于喜欢写作,在德国的7年中,邱震海一边研究传播学,一边开始给“德国之声”电台撰稿,他同时编译许多德国的新闻给香港和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由于上海《文汇报》更聘他为驻德国的特约记者。“当年正值东、西德刚刚统一,发生很多故事,为《文汇报》工作是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为‘德国之声’工作又是用西方人眼光看中国”。邱震海说,自己非常享受用这种交叉的眼光看问题,视角的转化也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德国生活
在德国的生活经历和自己从16岁就开始学习德语的优势,让邱震海的德语说得和德国人一样好,想要留在德国发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他放弃了在德国的一切,回到香港。
谈起这个决定,邱震海说:“和德国贴得太紧了,反而想脱离它。”一直研究德国、用它的眼光看世界,但德国的文化相对封闭,这让邱震海在那里找不到使命感,最终,30岁出头的邱震海带着“一只泪眼和一只笑眼”离开了德国。
除了跟德国贴得太紧的危机外,邱震海感到的第二个危机就是使命感,“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从事新闻实业的人,都希望将社会当作一个舞台和实验室,对这个社会的某些方面去架构一些东西,哪怕是国民素质的培养”。邱震海认为,这些方面的架构,欧洲人已经做得很成熟,而亚洲地区则还需要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在他的母体文化土壤上去做很多事。
当“三栖人”
香港的自由气息最终吸引邱震海将之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宝地,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邱震海当时的想法多少带了理想化的色彩。回到香港的邱震海先是进了一家报社,但香港的现实告诉他,这里虽然自由,但浅薄和缺乏深度也是它的弱点。“要从事严肃新闻的时候,这里没有空间,这令人感到失望!”邱震海说,自己在给上海《文汇报》做记者时,还能写大量国际分析的文章,但香港人并不关心这些。
沮丧之余,邱震海有了“既然实现不了自己理想,那就去赚钱”的想法。于是,他进入一家上市公司,做起了企业传讯主任。然而赚钱赚了一段时间,仍然不满足,邱震海再次拿起笔,给香港《信报》写专栏文章。“稿费不高,但这报纸的影响力很大,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就说,他只看香港的两家报纸,《明报》和《信报》”。
后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报纸也开始有了邱震海的评论专栏。就这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邱震海过起了“两栖人”的生活。再到后来,他又过上了“三栖人”的生活,即同时到香港大学教公关和新闻。在邱震海的印象中,香港的学生很现实,“他们的兴趣在股票和房地产会不会升”。邱震海说,如果没有后来与凤凰卫视的结缘,自己可能已经离开香港了。
写专栏搞评论
邱震海的专栏文章最终为他铺开了局面,中国内地的《参考消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的报纸,都开始引用他的文章。就在这时,凤凰卫视也主动找到了邱震海,开始请他做嘉宾评论员。当时的凤凰卫视定位还是“城市青年台”,对于电视评论也处于初创阶段。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飞机轰炸,凤凰才发现电视原来可以搞评论节目。凤凰卫视由此开始转型,逐渐变成以资讯评论为主。两年后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让凤凰的资讯评论得到关键提升,并找到准确定位。
邱震海的评论也由最初以欧洲为主、扩展为欧美关系,中欧评论等。尤其在2002年后,中国的外交飞速发展,中美、中日、中印,中俄大国关系以及朝核问题等越来越复杂。“原先不是很引人注目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被迫开始研究”,邱震海说,从2001年到2004年,是他和凤凰的合作期,直到2004年9月,他辞去上市公司的职位,正式进入凤凰成为凤凰的专职评论员。
进驻凤凰第一天
进驻凤凰第一天就“上战场”
凤凰卫视拥有自己的专职评论员,所以有人将凤凰的评论员称为“驻台评论员”。对于凤凰的这个发明,邱震海认为是开创了电视史上的第一步,“我们的日程是新闻到哪儿,我们到哪儿”。
邱震海正式进入凤凰卫视的当天,就主评了至今难忘的一次事件,这就是2004年9月1日别斯兰绑架事件,俄罗斯武装分子占领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当天下午2点,邱震海接到该消息,5分钟后开始直播,10分钟后进行评论。“当时连绑架的地名和位置都还不知道,赶紧找地图、查资料,现炒现卖就上去了!”后来,邱震海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新兵第一天就上战场变成了老兵。
绑架事件持续3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邱震海还能激动地把卢宇光当时的经典报道重复出来。他笑着说,这和之前做特约评论员完全不同,没有预约,“现在是苦劳力了,和部队一样,不分时间的轮番上”。
邱震海政经论道在深圳举行,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邱震海以《未来2-3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和潜在风险》作主题演讲。针对经济下行,邱震海提出要增加经济的自由度与创新成分。
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邱震海除了轮班主持《有报天天读》,还拥有自己的两档评论节目:《震海听风录》与《寰宇大战略》。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对记者说。“每周两场公共讨论,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自由空间、资源。如果我滥用这种资源,可以把这两个节目弄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收视率会很高。或者我可以把它做成很无聊的、很符合官方口味的,都在我一念之间。但只要还有一定自由空间,我还是会服从于我自己的内心。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做一名有思想有担当的媒体人
作为一名媒体人对国家及社会的责任,在当今这个时代,媒体人应具备哪些素质和责任?在接受《今传媒》杂志的记者专访时,邱震海说“作为媒体人首先要具备两种大的素质,一种是专业的素质,一种是道义上的素质。专业素质好培养,道义上的素质其实也不难培养,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学,愿不愿意去做。新闻人的特点是忠实于事实的真相,作为评论人则是要传递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解释及引导观众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就对一个人的人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古人有句话叫“为学先为人”,这是对新闻人最本质的要求。做新闻不要想着去赚大钱,如果想赚钱你可以选择去学金融,做新闻人你就要敢于担当责任,甚至深入灾区,进入战区,潜入幕后,将真正的事实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了解事实的真相,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受众,使社会形成一种正确及真实的舆论环境。”
用德国严谨的研究方式做新闻
邱震海的理性,与他当年在德国留学有关。1991年,邱震海申请到同济大学的公派名额,开始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学习。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德语的严谨、缜密、一丝不苟,训练了他的思维,也重新架构了他的思维方式,为他日后成为一个理性的时事评论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97年,处于对西方迷恋后的迷茫期的邱震海决定回国,他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香港作为跳板。在这个跳板,他也在不停地跳跃着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从学界、商界到媒体,直到2004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邱震海终于停止了他的身份转换。也正由于不同职业的身份转换,使得邱震海的性格中既具备学者的沉静、理性与缜密,又具备商界人士的雷厉风行与干练敏捷,同时还具备新闻人的敏锐与练达。所有这些特质,恰恰成就了今天做时事评论员的邱震海。
在做时事评论的同时,他也在通过书籍、文字的方式,不断地将他的观点二次沉淀和呈现给受众。从《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邱震海论中日关系》、《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到《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邱震海在坚持用国际的全球视野探讨现今的中国。
人口红利危机和人才红利危机,在你看来,怎样才能吸引“海归”?邱震海向《留学生》杂志记者直言“有一些是短期的机制,或者硬件的机制。比如说我们吸引留学生的政策,给他们的待遇等等,这些东西国家现在都做得不差。现在中国缺的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就是你怎样能吸引一个人在这里真正长远地发展。要留住一个人才,除了空气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让他觉得有发挥空间。比如一个人回来以后,他是不是会陷入官本位的体制。在外面可能是学者至上,教授至上,一个学者是真真正正可以得到尊重的。在我们这里是官本位的体制,它逼着学者一定要去做官,或者一定要去走官本位的路线,才能拿到资源,拿到项目和经费,那久而久之,就变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专业工作者,他不会去,甚至他也不愿去、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会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很擅长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他往往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他会觉得,你可能会给我很多钱,但这些钱我在国外也可以拿到,我可以创造出真正的、一流的成绩,而不是一天到晚在跟官场搞关系。
另外,我觉得不但要吸引留学生,还要吸引国外的一流人才到中国来工作。我们现在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在全球当中搜罗一流人才。是我们没钱吗?我们钱已经有了,为什么那些全球的一流脑袋都愿意去美国,不愿意到中国,那就是跟你的软环境有关。”

图宾根大学相当于中国什么大学?

震海听风录的主持人


邱震海,1962年出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同年秋考入同济大学德语系攻读研究生,1987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1997年留学德国,在图宾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赴港工作,曾任香港《文汇报》外交新闻高级记者、香港创新发展集团推广总监、德国之声驻港特派员、澳门大学兼职讲师。2004年加入凤凰卫视,现担任凤凰卫视国际评论员、《震海听风录》《寰宇大战略》 节目主持人。同时任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新加坡联合早报专栏作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会员、东南亚和欧洲报刊战略问题专栏作家。 邱震海先后在中国大陆、欧洲和香港三地的大学和媒体学习、工作,频繁转换身份,以多元视角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专注于中国对外战略和内部转型的研究。加入凤凰卫视后,注重对国际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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